新趋势！千万考公大军 要去海外卷了 2025年国考报名人数突破341.6万，平均竞争86:1！！

　　【千万考公大军 要去海外卷了】2025年，国考报名人数突破341.6万，平均竞争比86:1；某省省考单岗位竞争激烈程度更创下1:1027的纪录。当国内考公赛道被挤成“独木桥”时，一场另类的“全球巡考”正在悄然兴起——从温哥华市政厅到新加坡组屋管理局，从日本茨城县政府到奥地利旅游局，中国留学生的简历正涌向世界各地的公务员招聘系统。这场跨越国界的“上岸”潮，折射出当代青年对稳定生活的集体渴望，也撕开了全球化时代职业选择的复杂图景。近五年，中国学生申请海外公务员岗位的数量每年以20%的速度增长。加拿大2024年就有超过500名中国留学生申请该国公务员职位，同比上年增长30%。而在日本，2023年通过国家公务员考试的外国籍人士中，有83人为中国人。在新加坡，虽然曾招聘300个行政岗位，而且这里考公比我国更卷，但留下的中国留学生仍有10人。“海外上岸”浪潮的兴起，其背后离不开部分国家主动放宽政策限制这一重要因素。在日本，部分地区在特定年份做出了具有前瞻性的决策，毅然取消了公务员考试的国籍限制。这一举措打破了以往公务员岗位的国籍壁垒，为更多有志于公共服务领域的外籍人士，包括中国留学生，提供了公平竞争的机会，使得他们能够凭借自身能力参与到日本的行政事务之中。同时，奥地利、小镇哈尔施塔特也因旅游发展需求，愿意引入中文人才；澳洲昆士兰州则通过管培生项目引进包括中国留学生在内的应届毕业生。

　　然而，对于我国留学生而言，海外公务员这一职业选择具有独特的吸引力，其中一个很大的好处在于这些岗位与“身份留存”息息相关。在澳洲，硕士毕业后若通过公务员考试进入公职，可获稳定签证，安心生活工作，积累经验后有望申请绿卡实现长期定居。在奥地利，我国留学生可凭“红白红卡+”发展职业，该卡提供合法工作生活保障并开启更多职业机会。对倾向海外发展的留学生而言，公务员不仅是稳定工作，更是助其扎根发展的身份策略。

　　国内就业市场的结构性失衡是推动青年“出海”的直接原因。当341.6万人争夺有限的公务员岗位时，竞争的激烈程度已远超合理范围。据统计，2024年高校毕业生人数达1179万，叠加经济下行压力，青年就业面临“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困境。公务员岗位因其稳定性、福利保障和社会地位，成为青年眼中的“避风港”。然而，当国内“上岸”难度持续攀升，青年自然将目光投向海外，试图在更广阔的天地中寻找机会。这种选择并非对海外公务员制度的认同，而是对国内就业生态的无奈逃离。

　　从反论点来看，有人认为“全球巡考”体现了青年的开放视野和全球化能力。的确，能够适应不同国家的公务员考试体系，说明部分青年具备跨文化沟通、国际规则理解和语言能力等优势。然而，这种“开放”背后，实则是国内职业选择空间的逼仄。当青年不得不放弃国内市场，转而投身海外公务员竞争时，这种“开放”更像是一种被动适应，而非主动选择。例如，加拿大2024年有超过500名中国留学生申请公务员职位，同比上年增长30%，但这一数据的增长，更多反映的是国内就业压力的外溢，而非青年职业规划的主动转向。

　　驳论方面，有人质疑海外公务员岗位的稳定性是否真的优于国内。以新加坡为例，其考公竞争激烈程度甚至超过我国，300个行政岗位吸引大量申请者，最终留下的中国留学生仅有10人。这种“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场景，与国内考公何其相似。此外，海外公务员岗位还面临文化适应、政策变动、身份认同等挑战。例如，在日本，2023年通过国家公务员考试的外国籍人士中虽有83人为中国人，但日本社会的同质化特征和严格的公务员制度，可能让外国公务员面临职业发展瓶颈。因此，海外公务员岗位的稳定性并非绝对，青年“出海”仍需谨慎权衡。

　　从身份策略来理解就很明显了，海外考公也只是一个跳板，上岸之后选择的压力会更小，选择会更多。

　　海外公务员考试看似竞争较小，实则暗藏更高门槛。以新加坡为例，其公共服务部门虽提供优惠购买组屋、居家办公等福利，但考核机制堪称严苛：公务员需每两年接受一次绩效评估，连续两次排名末位将被解雇。2024年新加坡公务员系统裁员率达3.2%，远高于国内体制内0.5%的淘汰率。

　　语言与文化壁垒更是难以逾越的鸿沟。在奥地利哈尔施塔特旅游局工作的王悦（化名）透露，其面试包含三轮方言测试，入职后还需参与社区文化课程以融入当地：“有次因为没听懂同事的俚语，把‘紧急会议’听成‘咖啡时间’，差点酿成工作事故。”这种“隐性考核”在海外公务员体系中普遍存在，日本JET项目要求参与者每年提交50页以上的社区融入报告，澳大利亚州政府管培生需在两年内完成300小时的志愿服务。

　　即便成功“上岸”，海外公务员的待遇也未必优渥。加拿大公务员平均年薪约5.2万加元，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英国公务员因薪资低下多次罢工，2024年其起薪仅为2.8万英镑，不足医生起薪的1/3。更现实的问题是生活成本：在温哥华，公务员月薪4000加元扣除房租、交通后所剩无几，网友调侃“温哥华治好了颈椎病，却治不好中国胃”。

　　对部分留学生而言，海外考公的本质是“曲线救国”。澳大利亚绿卡政策规定，在州政府工作满两年可申请技术移民加分；新加坡教育部岗位为外籍员工提供EP工作签证，满足条件者可申请永久居留权。这种“体制内身份+移民便利”的组合，吸引着大量中国留学生：2025年加拿大公务员招聘中，中国留学生申请量同比增长30%，其中65%明确表示“主要目的为获取签证”。

　　但这种“上岸”往往充满不确定性。日本JET项目虽属公共服务系统，但本质是“文化交流型”合同工，一年一续且服务期不超过5年；德国某市政府招聘的4年期合同工，续签需通过德语C2考试并提交3篇学术论文。即便成功留任，文化隔阂也如影随形：在新西兰奥克兰政府工作的林同学发现，同事聚餐时讨论的橄榄球规则和毛利文化典故，常让他感到“像局外人”。

　　海外考公潮的兴起，本质是全球化时代职业选择逻辑的变迁。当国内互联网行业收缩、金融行业降薪，当“35岁危机”从私企蔓延至国企，年轻人开始用脚投票：要么在国内“卷”体制内，要么到海外“卷”新赛道。但无论选择哪条路，都需面对现实的拷问——国内公务员的“光环”背后，是基层干部连续加班36小时的疲惫；海外公务员的“轻松”之下，是文化认同缺失带来的孤独。

　　真正的“上岸”或许不在于地点，而在于对职业本质的认知。正如在加拿大工作的Astro所说：“这里没有‘体制内’的说法，公务员就是一份普通工作。我选择它，是因为喜欢弹性工作制带来的自由，而不是因为它能带来什么社会地位。”当社会能以平常心看待公务员职业，当“成功”不再被单一标准定义，或许年轻人才能真正摆脱“上岸”的焦虑，找到属于自己的职业坐标。

　　在这场全球围猎“铁饭碗”的浪潮中，没有绝对的赢家。但至少，它让我们看到：当内卷成为时代底色时，年轻人依然在努力寻找突破口——哪怕这个突破口，远在地球的另一端。